原是抱著看「紀錄片」的準備坐下來，但愈看愈覺得這也許是部「劇情片」吧？一開始在某個工寮裡只有兩個移工，隨著時序發展一個又一個從工廠或雇主家逃出的移工，紛紛循著打聽來的線索來到地處偏僻的工寮借宿。
剛開始工寮內人還不多，後至者報上自己的名字並禮貌地與在場的所有人握手，然後開啟一串身世說明，為何逃跑、如何至此等等。待整個狹小空間擠滿人，所有人扯開嗓子此起彼落地抱怨、哭訴、怒罵，原本還努力跟上的字幕到後來也直接放棄不上，整個影廳嗡嗡作響，突然讓人以為進入一個架空的奇異空間，畢竟那些印尼語我一個字也聽不懂。
導演在這個時刻拿著攝影機跳進畫面裡拍攝，也是在這時才非常確定這群人是在拍片（儘管這不是唯一穿幫的畫面，而且原先就知道這部片的設定），到了尾聲鏡頭帶到工寮外，竟是一個更大的工廠。那空蕩蕩的工廠裡已經沒有任何機具，取而代之的是一組躍躍欲試的band，吉他刷起，演員一個個從那個臨時搭建的「工寮」走出來，整個劇組在音樂中搖擺…
映後座談時，導演提到在讀過那麼多移工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之後，感覺自己知道了這些事，但卻沒有辦法更深刻。《工寮》的某個企圖正是要嘗試用另一種荒謬的方式，理解我們所處的現實。
《工寮》最有意義之處或許並不在於它是一部移工題材的電影，而是它在劇本構想階段就開始由這些移工透過多次工作坊共同生產，但卻不舉著「培力」的大旗，導演非常坦白地面對他與這群移工之間就是僱傭關係（雖然他說很希望不僅是如此而已），他到台南公園找印尼移工，問他們有沒有興趣「拍電影」，發薪水時演員們會對他說：「謝謝老闆」。
「真相」與「真實」的差異是什麼？或許就是因為拍攝電影而產生的，超出僱傭關係的思考吧。當移工痛苦逃離雇主的經歷，在工作坊與片廠不斷因為演出需求而被重述／演，也許就如同許多口傳文學與軼聞，在歷代流傳的過程中不斷變異，「真相」漸行漸遠，「真實」愈描愈清晰。
:: 工寮的原型是阮金紅導演《再見 可愛陌生人》裡，逃跑移工在山區搭建的臨時住所。
::: 片中有一段經歷陳述改編自2013年移工在茶園被抓的新聞，該事件也被蘇育賢邀請移工擔任演員重演。詳見張世倫〈監控、身分與重演 — — 一張新聞照片的攝影史迴音〉，《攝影之聲》第25期，頁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