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為2018年11月中國美術學院與舊金山美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SFAI）合辦之「感受力的貧困：廿一世紀藝術/教育圓桌論壇III」發言。
原文標題：Citizens of Information
文：大衛‧何瑟里特（David Joselit）
譯：李佳霖
在本次論壇中，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定位『另一種辯證的語體』（another register of dialectic） — — 超越人類技術化與技術人類化」根據高士明的說法，這個挑戰是「21世紀藝術與教育的根本責任」。我認為當代藝術 — — 尤其是回應全球化的部分 — — 提供了一種公民身分的典範和實踐，能夠呼應此論壇所說的「感受力的貧困」。在數位世界，我們都變成一個個描述檔（profiles） — — 資訊的聚集體，這些資訊一方面是我們無償提供給社交媒體的，另一方面，我們的資料也非自願地被政府和大企業收割。描述檔是由企業或警方制定的虛擬化身（avatar），借這個論壇的語彙來說，當我們變成描述檔，我們就進入了「感受力貧困化的」公共空間。因此我想問：以其自身創造的與政治的能動性，描述檔如何能開始像一個公民地行動？
阿里拉．阿鄒雷（Ariella Azoulay）提出的攝影公民概念，提供我們一種思考描述檔如何變成公民的模式。阿鄒雷所說的 「攝影的公民契約（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建立在三個前提上，首先，攝影不只是一種科技（相機）或視覺產物（照片），而是一個融合的社會關係系統，囊括了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在內的所有人，以及生產和流通照片的技術。這個社會空間如一個實實在在的公共場域運作著，根據阿鄒雷的說法，真正的攝影媒介是「攝影事件（photographic event）」，它集合所有文化力量產出一張框起的影像 — — 包括在鏡頭前表演的壓力。阿鄒雷認為「攝影事件永不終結」[1]，因為事件的軌跡在照片中凝結，就能一次次地被拿起，使其可以作為政治化觀看形式的根源。第二個前提是公民身分的範疇應該拓展，超越民族國家賦予法律地位的一般定義。任何參與攝影的人都能將自身視作（constitute）「攝影公民」的一份子，藉由想像力的攝影行動完成主權宣示，此行動不僅包括攝影師的取景，也包括觀者詮釋性的表達。如同阿鄒雷所說「在成為這世界任何一般意義的公民的可能性出現之前，巴勒斯坦人早已是攝影公民了。」[2]這個觀察非常重要地指出了視覺文化的一種潛能，它以先於大陸地緣政治的跨國公共領域運作，其特色是南西．弗雷澤（Nancy Fraser）所說全球正義的各種未發展完全的架構。的確，攝影文件的傳播促進了攝影公民的構成，巴勒斯坦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奮鬥獲得了國際間的支持。這個公民概念是「自下而起」的構成行動，而非主權權威由上對下賦予身分。同樣也有一些理論致力於此，例如拓展公民身分基礎的「擁有權利的權利（right to have rights）」，以及關注自身無國籍狀態的難民或移民的諸眾[3]。關於「擁有權利的權利」，艾蒂安．巴里巴（Etienne Balibar）如此寫道：
長久至今，這個概念的政治運用已延展超越嚴格的法律定義。它從一個「被建構的權力（constituted power）」（擁有權利的權利是歸屬到現有政治社群時會產生的結果，尤其是民族國家）轉變成「去制定的權力（constituent power）」，即在公眾場域主張權利的積極能力，或更辯證地說是，不被排除在爭取權利的權利之外的可能性。[4]
從這觀點來看，公民身分是透過宣稱權利的相互性建構出來的，因此按阿鄒雷之言，對於那些沒有被民族國家賦予正式權利者，這點能在攝影公民的範疇內實現。攝影公民契約的第三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在於攝影公民從事各種動態形式政治化觀看的義務，在此過程中攝影的政治事件回歸到對個別照片的解讀。她寫道：「攝影的公民契約將焦點從觀看的倫理轉向觀看者的倫理，這種倫理開始描繪觀看者對於何謂可見之責任的輪廓」[5]。這個責任包括對影像的分析，不僅要詮釋一張照片顯見的內容，還要去探究構成拍攝該照片的可能性的權力機制，意即任一攝影事件的潛藏條件。「對何謂可見之責（responsibility toward what is visible）」是去看見並指認出在照片中對特定觀者而言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框線（frame），以及因為各種政治禁令或美學規範，什麼東西被排除於畫面之外。阿鄒雷在她的著作中展示了以色列有關巴勒斯坦領土（Palestinian Occupation）的新聞攝影，如有關政治犯的處境的影像，是如何藉由宣揚以色列公民安危的優先性將暴力正當化，並合理化對巴勒斯坦的侵略。不公的軌跡遺留在照片中但未必會被一般觀眾「看見」，因此需要一個動態的公民觀看形式，來再現不公義。這種觀看模式的關鍵之處是阿鄒雷曾說的單張照片的意義 — — 或說藝術作品 — — 不能狹隘地單獨歸為攝影師的意圖或照片的視覺語言（也就是它的藝術性），而應該自「公民意圖」中產生：
藝術論述引導我們繼續將藝術作品視為論述的目標和來源，並且讓專家觀者能夠操作專業知識並享受權威帶來的果實……
公民意圖則讓觀者超越專業論述的限制來看影像，它既非源頭也非終點，而是承載著他者軌跡最初且最長久的平台，如同一個樞紐連結這些軌跡與觀看者。[6]
論及攝影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時，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提出類似的觀點：「學著去看那個蒙蔽我們於所視的畫面（frame）並不容易。在戰時的視覺文化中如果存在一種批判角色，這個角色恰恰會去主題化這種執行著非人化規範的暴力框定（frame）。框定限制著什麼是可感知的，甚至，何者能被感知。」[7] 弗雷澤、阿鄒雷和巴特勒呼籲的這種框定（framing）正是全球當代藝術的美學力量，比起發明新內容，當代藝術的信仰更在於指出內容如何被框定。建立作為一種視覺責任的美學公民權是行動的首要方法之一，換句話說，讓公民見證並挑戰美學物件的框定 — — 包括藝術作品。
為了認清這種框定行為帶來的後果有多大，只消回想2003年二月以謊言之名而起的伊拉克戰爭 — — 一系列厚顆粒感的衛星照片，被言之鑿鑿地當作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證明。這些照片雖然是提交給聯合國，但更大程度上有效動搖了美國的意見，若不是有美國國務卿克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的認證（authorized），這些照片很可能輕易地就被鄙為毫無意義。如同鮑威爾自己所說，「我接下來要向你們展示的照片對普通人來說有時很難解讀，對我而言也是。這個費勁的照片分析工作是專家們憑藉多年經驗，投注大把時間在燈箱上完成的。」[8]與所有的文件 — — 還有每件藝術作品 — — 一樣，這批照片也需要被認證（authorized）。但就如杜尚透過發明現成物以及阿鄒雷教給我們的，權威化（authorization）從來就不是作者獨享的特權。毫無疑問，鮑威爾並非拍下那張秀給聯合國的照片的人，他就和看著那張照片 — — 或任何視覺製造物 — — 的所有人一樣得去實踐阿鄒雷提出的 「對何謂可見之責」。 無論真誠與否，鮑威爾的演講已引發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在聯合國或其他媒體上看過這張廣為散播的照片的每個人，都共同承擔了定義茱蒂絲．巴特勒說的「暴力框定」的責任，「暴力框定執行著非人化的規範，限制著什麼是可感知的，甚至，何者能被感知。」影像的意義絕非原本就內建於內容或形式中 — — 美學工作就是去影響一個影像被認證出現的社會或地理政治條件。
然而將 「暴力框定」 視覺化僅是全球當代藝術可以講述的一種歷史變體。希朵．史戴爾（Hito Steyerl）在她對「弱影像（poor image）」的描述中主張，這種唯物歷史同樣適用於數位人造物。對她來說，弱影像以其廣泛的流通循環為特徵：「弱影像是一個動態副本。品質不佳，解析度未達標。隨著不斷加速生產，愈發惡化… 弱影像如舊衣破布，它是AVI檔或JPGE檔，在依據解析度評價和排名的表象階級社會中，它是流氓無產者。」[9]聲稱一種影像是弱的，將之視為「表象階級社會中的流氓無產者」，都賦予這種影像一個歷史能動者（agent）的角色。描述檔就是這種弱影像，產自一個生物意義上的人主動提供或被迫收割的資訊。如同傳統的美學肖像，描述檔藉由劃分內部與外部消解了一個個體的輪廓。在次要的背景襯托下，一般肖像主體的輪廓透過各種層次的細節表現出來，背景通常提供很少的訊息。描述檔與肖像不同的是，所謂身體「內部」已不再擁有比外部更多的內容：正是那介於內部和外部的邊界 — — 或者畫框 — — 在生產訊息。在數位脈絡中，描述檔在框定的過程中同樣也被生產出來：個人自願提供或被迫收割的大量數據軌跡，被塑造成一個宣稱具有預言未來行為的角色，從一個人會想購買的產品到他會犯下恐怖主義行動的可能性。描述檔因而既是個體自己所創造的，例如在社交媒體上，也是屬於個體的，例如世界各地執法機構基於種族特徵製造出來的描述檔。印度的通用身分證號（Univers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Aadhaar）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身分辨識系統，最初是為了公平分配公民權利與福利，藉此照顧到更多人並避免詐騙。普拉莫德．納亞爾（Pramod K. Nayar）針對這個系統有兩點看法，不僅符合印度的脈絡也適用於其他地方。首先，他斷言身體將再也無法與他們的數字分身（numerical doubles）分開：「身體被錄入為一組數字，這組數字無時不刻陪伴著這副身體。」接著他細說了身分（identity）與身分證明（identification）兩者間的巨大差異，前者是源自人內部的個體經驗，後者則是由外部進行的特徵描繪。他寫道，「在監控社會裡，我們並不把身分當作自稱身分的證實（authentication of a claimed identity）。身分證的用意不在於證明你，而是去驗證你是否是你自稱的那個人。」[10]就納亞爾之言，數位描述檔就像傳統的美學物，生來就棲居於身分與身分證明的界線 — — 框線 — — 之間。有了描述檔，框定的機制就此遷移到了主體性的中心。誠然，他者加諸於己的強制性身分認證終歸將各種人區分成了，能夠自由通過邊境的人與被視為「非法」之人，享有公民權利與責任者以及被剝奪了那些的人。簡言之，描述檔是在一個關係中或者某種框定中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將一個生物意義上的人連結到一個檔案，而這個檔案構成了這個人的「數據雙生（data-double）」[11]
藝術目前的政治潛能 — — 去處理「感受力貧困」的能力 — — 在於讓描述檔自一個被資訊定義的客體轉變成一個資訊公民，從而使其樂於並能夠展開觀看者的政治行動。我將阿鄒雷攝影公民的概念從攝影領域挪用到資訊領域，這麼做的原因不僅因為後者是一個更大的類別，尤其在再媒介化力量相當普遍的數位情境下，它能夠承載所有後觀念藝術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設置資訊的能力是現今權力的基本核心，幾乎觸及當代生活的所有層面。就個人層面而言，個人數據的隱私和匿名性是首要緊迫的議題，其中最緊迫的是在全球南方（還有在北方的有色人種）眾多飽受影響的人，他們是被種族特徵描述的主體，而這種描述會限制他們的行動、生命機會，甚至在很多案例中，會導致肉體上的危險或死亡；就市場的角度來講，世界金融系統的穩定很大程度上依賴資訊的套利，數位平台面臨著大量的科技風險以及投機危機，與此同時，從工廠到金融業的當代勞動都被轉化成數位工具，包括製造業供應鏈的自動化與全球化；從國家的尺度談，主權面臨數位破壞和賽博戰的威脅。透過「智慧」武器的使用，過去傳統戰爭的形態已經改變，軍事強權如美國就相信，在製造區域性的「外科手術式打擊（surgical strikes）」時，智慧武器能夠減少戰爭中的傷亡。最後，跨領土的數位網絡在創造「全球想像」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離散群體以及因沈浸全球流行文化而聯合起來的粉絲社群間，這種想像超越並摧毀了國族身分。從社交媒體、線上交易、網絡恐怖主義到智慧炸彈，儘管這種社會性的數位形式既核心又無所不在，然而是什麼界定了這些公民關係卻經常懸置未提，被埋沒在一頁頁的法律許可文件中，而這種文件通常只需要一個司空見慣的點擊，或由軍隊或政府單位秘密處理就能獲取。這正是為何巴特勒主張讓這些框架可視化是政治上的當務之急，我在此的論點是，藉著如此操作，全球當代藝術可以同時理論化並實踐一個資訊公民擁有的權利。
描述檔作為一個社交能動者的力量在於「可定址性（addressability）」，班雅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可能會如此稱呼它[12]。由於可以和演算法溝通，描述檔進行著各種交易活動，從線上購物、房屋貸款到跨境交易，甚至可以影響一個犯罪被告者的假釋金額。[13]簡單來說，描述檔就是政府、企業甚至朋友和家人所知道的我們：其可定址性是能見度的一種形式，以現金流的方式流通在全球資訊經濟中。以名人為例，他們的社會和經濟資本直接來自他們在媒體頻道上的超高能見度，但同時，這種能見度也提供了個人隱私不可見性的特權。經濟光譜的另一端，那些在全球南方及北方的貧困者是超-能見的問題人口，但在他們如公民一般要求政府時卻經常被視而不見。從能見到隱私的比率因階級而異，這使人不禁想問如何在全球大規模不平等的情況下，通過個人相對較高的能見度或不可見度使行動的效益放大。這類行動的關鍵是將描述檔工具化，變成一種虛擬化身，而非僅是僅是認同它。對有權勢者來說，描述檔是一項資產，一種有助於成為成功「自我企業家」的工具[14]，但對窮人或有色人種而言，它是個麻煩累贅，招致政府、警察甚至NGO的干預。然而，確有一種跨越這個光譜的能動性。
如斯蒂法諾．夏尼（Stefano Harney）和佛瑞德．摩騰（Fred Moten）在兩人合著的《常識之下：逃亡計畫和黑人研究》（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y）中提到，徹底的拒絕是一種潛在的回應：「我們將民主的錯誤形象包圍為了使之感到不安。每次當它試圖以一個決策將我們圈住，我們就就不表態。」並且，「我們有政治相伴在側。我們不能代表我們自己。我們無法被代表。」[15]夏尼和摩騰主張不可見性可以保護某種黑人激進力量，讓這股力量在描述檔之外及周邊循環，否認其作為代表的正當性，因而得以逃脫描述檔造成的壓迫影響。[16]
Raqs媒體小組（Raqs Media Collective）是印度藝術家莫妮卡．納如拉 （Monica Narula）、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和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的合作組合。在討論公民的角色時，Raqs小組直接將傳統的公民身分和描述檔對一個人的征服連結起來：「別的都先不提，公民的生產是一項造臉的運動。」此外，「這必然涉及對影像的操作與用影像去操作。這裡的影像可能是照片一類的，或是生物特徵碼、虹膜掃描、指紋轉印，但就被權力機器提取這件事來說，這些本質上都是人格的凝結物。」[17]換句話說，順從的公民是透過被「權力機器」做成一張臉，或以我的說法是一個描述檔，塑造成可定址的。另一方面，資訊公民則在其自身與描述檔間做出批判的、帶感情的區別 — — 如同夏尼和摩騰形容的那樣，開拓出能動或自由的空間。希朵．史戴爾2013年的錄像作品《隱身指南：一個他X的教育宣導影片》（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即是這種開拓的例子。
作品大致以一部教學影片的方式構成，目的在於建議觀看者如何避免被當作影像捕捉。一如史戴爾大部分的錄像作品，冷面幽默和當代形式的滑稽劇交雜著對媒介一針見血的分析，還有對各類影像狂喜般的融合，包括動畫、特效、靜態攝影、綠幕和色鍵（Chroma key）效果，以及將攝影機反過來對著劇組。這件作品創造了兩種無限後退（infinite regress）的語體：一個是從喜劇、紀錄片、科幻、音樂錄影帶等電影類別一個接著一個滑動錯位；另一個則是，一種數位表現或影像解析是被其他種的構築出來的。換句話說《隱身指南》是畫面框的喧鬧激增，各種描述檔在其中冒出頭來，但沒有一個可以徹底穩定下來：這就像是一種宣言，號召著對描述檔的解放。Raqs媒體小組的影像計畫《重演》（Re-Run）也是2013年的作品，它以不同的方式打破了畫框 — — 活化一張看似靜止的照片。這件一個牆面大的投影是對一張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8年拍下的照片的當代重現，照片中凝結的是在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前夕，衝到銀行擠兌的人群。第一眼看起來像是一張放大的靜態照片和它再媒介化成的錄像，緩慢悄然地變動著，當畫面中間的人開始微微移動、張開眼睛、轉向觀看者，好似在召喚觀者對公民身分做出詮釋性的舉動。照片詭吊地轉化成一個投影錄像，這個再現本身比起其背後單純的概念更縈繞人心。地緣政治變遷的歷史主體（衝至銀行的擠兌人群）似乎突然甦醒，在那潛在能動的時刻，抓住機會賦權給自己。這兩件作品中要緊的不僅是人與一張照片或描述檔的關係，還有存在於構成資訊公民的數位人造物之外、之後、之側的公民空間。
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時刻，大量激增的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正影響著歐洲、北美，並且也震蕩著全球南方。我們活在這樣一個時刻，從《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到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一竿合法正當的主流媒體，被美國總統指為「假新聞」。作為「資訊公民」行動的影像權威化從未如此重要過。此外，這是一個人人皆有的權力，儘管不是所有實踐者都會享有同樣的知名度。藝術在這些鬥爭中扮演著根基角色。第一點，就個別的藝術作品而言，如杜尚透過現成物展示的，唯一能讓藝術的定義維持穩定或有價值的，是由所有觀看者的默許所認可的判斷。但第二點，藝術作為一個機構、一種論述、一張機構的網絡，深植於權威化的文化常規中。美術館經典化一張照片的能力恰恰能讓影像的權力正當化。藝術真正的政治力量必須將其注意力轉向這種授權的過程，將他者編譯的描述檔轉化成能獨立組織資訊的公民。一個影像如何變成經典之作，一座城市如何變成文化中心，一些資訊如何變成事實（或假消息），都是全然政治的。我想主張藝術的終極定義是它賦權的能力 — — 意即賦予人造物一個作者。因此我們要主張的必定不是作者之死（畢竟每個影像總是有人創造出來的），也不是讀者的誕生（因為分析式和顛覆性閱讀除了提升藝術品的價值之外，通常沒有其他效果）。不，為了回答有關公民身分的問題，我們必須開發藝術真正的力量：藉由主張對影像賦權與褫奪的權利。這是每一個選擇觀看者的責任。
[1] Ariella Azoulay, Civil Imagination: A Political Ontology of Photography, trans by Louise Bethlehem (London: Verso, 2012), p. 2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vent of photography see pp. 21–27
[2] Ariella Azoulay, “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in Azoulay, 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trans by Rela Mazali and Ruvik Danieli (New York: Zone Books, 2008), p. 131
[3] See for example Engin F. Isin, “Theorizing Acts of Citizenship,” in Engin F. Isin and Greg M Nielsen, eds, Acts of Citizenship (London: Zed Books, 2008), pp. 15–43; Saskia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update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especially Chapter 6, “Foundational Subjects for Political Membership,” pp. 277–321; and for his interesting idea of “citizenism” as a ground-up means of claiming rights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citizen, see Paolo Gerbaudo, The Mask and the Flag: 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Etienne Balibar, Citizenship, trans by Thomas Scott-Railton (Cambridge, UK: Polity, 2015), pp. 65–66
[5] Azoulay, “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p. 130
[6] Ariella Azoulay, Civil Imagination, p. 118
[7] Judith Butler, “Torture and the Ethics of Photography: Thinking with Sontag,” in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 100
[8] The speech is archived at: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3/02/20030205-1.html#1, accessed 7/20/18. I am grateful to Mia Curran for her research on Powell’s speech and her directing me to this particular passage.
[9] 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 e-flux journal #10 (November 2009), p. 1
[10] Pramod K. Nayar, “’I Sing the Body Biometric’: Surveillance and Biological Citizenship,”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 47, n. 32 (August 11, 2012), pp. 19; 17
[11] Prayod K. Nayar uses this term. See his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New Del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8–42
[12] “Address provides identity (through ‘designation”), address provides exchange, and address provides recursion and the capacity to govern the conditions of those exchanges and their traces.” 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 pp. 206–207
[13] See Julia Angwin, Jeff Larson, Surya Mattu and Lauren Kirchner, “Machine Bias: There’s software used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dict future criminals. And it’s biased against blacks, May 23, 2016, ProPublica,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machine-bias-risk-assessments-in-criminal-sentencing, accessed 7/20/18
[14] This is Michel Foucault’s influential term for describing how, under neo-liberalism, the individual is expected to cultivate and increase his or her value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means of self-care and self-management.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ed by Michel Senellart, trans by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226
[15] Stefano Harney & Fred Moten,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y (Wivenhoe: Minor Compositions, distributed by Autonomedia, Brooklyn, 2013), pp. 19; 20
[16] Relevant here is Édouard Glissant’s concept of opacity. See Édouard Glissant, Poetics of Relation, trans by Betsy W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by Gallimard, 1990), especially pp. 189–194
[17] Raqs Media Collective, “Dreams and Disguises, As Usual,” in Raqs Media Collective, Seepage (Berlin: Sternberg Press, 2010), pp. 84; 85
[18] I am alluding here to Roland Barthes’ declaration that “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He is, of course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ethical acts of spectatorship (or reading) must prevail, but the process of authorization I am advocating does not replace one subject with another (author with reader) but rather points to a cooperative, communal procedure of cognitive justice that would encompass both author and reader in provisional acts of legitimization. See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1968] in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 by Stephen Heath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p. 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