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為2018年中國美術學院「危機與潛能 — — 國際美術學院院長論壇」發言，經編輯整理後刊載於《新美術》V.39, Number 5, 2018。未經發言者本人審校。
原文標題：Crisis? What Crisis? Whose Crisis?
文：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er）
聽記：阿德
編譯：李佳霖
在座多數人應該都認得這部電影：1968年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太空漫遊》（A Space Odyssey）問世距今正好整整50年，它對未來充滿洞見並啓發藝術家創作了從大衛．鮑伊（David Bowie）〈Ziggy Stardust〉到發電站樂團（Kraftwerk）的專輯《Computer World》等無數作品，這部經典之作激發了我們包括後世許多藝術學生的幻想。隔年，1969年，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踏出了代表人類的一大步。我認為到今天這部電影都仍具影響力，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期間，許多科學家告訴我他們從科幻電影中獲得很多靈感，甚至會說「我們把科幻描寫的東西做出來吧」，所謂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相互激發、傳遞的距離，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近得多。
我們不僅身在人類紀，也處於「人類中心紀（Anthrocentricene）」；但不僅止於自我中心，人類也試著反省並更深入瞭解自己。這呼應了今天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精彩的演說內容，但當然也還需再仔細著墨並放在更寬闊的層面來討論。稍早高士明提到藝術學院與人類的危機，看看這幾天在中國美院校園裡持續進行的精彩校慶活動，我不認為學院有危機，面臨危機的應該是我們居住的這顆星球，那麼問題就變成了如何透過藝術及其他創意的方式來面對危機。
剛才斯蒂格勒已經呼籲我們必須立刻一起阻止危機，我接下來將試著集中談談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從「翻繩戲（string figures）」到「S/F」等概念。從科學事實（science fact）、科幻（science fiction）到思辨女性主義（speculative feminism），我也想將這場演說稱作一場「思辨的虛構（speculative fabulation）」， 即Donna Haraway所說「與憂患共存（staying with trouble）」的實踐，永不妥協、保持開放因而易於受外在世界影響地活著，我認為如此重新開啓彼此間的對話非常重要。
哈拉維提出一系列S/F為首的單詞作為批判後人類主義的方法工具，引人注目又令人興奮的不僅是她對更多「麻煩」的召喚，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同時也熱烈呼籲應有更多「概念創造性」的理論工具。唯有以批判的創造力面對後人類的挑戰，人文學科才有未來，才能為人類與非人類構建出一個未來，這就是所謂的「批判的後人類主義」。
延伸&參考
- “SF: Science Fiction, Speculative Fabulation, String Figures, So Far”
- 《新美術》V.38, Number 2, 2017
1982年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則是另一部經典之作，複製人瑞秋（Rachel）點出了人類其實並不希望複製人具有自我意識，這除了再度應證了人類中心觀點，也提醒我們應思考不同的溝通形式，因為人們總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討論所有問題，當路易十四說「我就是太陽，我就是國」，也是抱持著同樣的世界觀。
1982年似乎出現了許多以與外星人成為朋友或墜入愛河為題材的作品，揭示著對跨種族、跨宗教、跨文化的開放、成熟與好奇，我們在觀看這些作品時也同時應注意到其生成的年代背景與電影背後的意義。接著這張投影片上的角色是《星際迷航》（Star Trek）中的史波克（Mr. Spock），深深吸引童年時候的我，他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外星人（或者說跨文化物種）。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執導的《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里與小女孩交朋友的外星人，也是一個來自其他星系的物種，這個角色也提醒了我們如何與不同於自身的事物共處。
一個比較新的例子是電影《阿凡達》（Avatar），電影梗概是人類為了開採潘朵拉衛星上的珍稀礦產，殖民位在半人馬座星系的這顆星球，潘朵拉的礦場爆炸、原住民納美人生存的部落遭受破壞等大致能想像到的慘劇。類似的事情正發生在地球上，巴布亞新幾內亞和美國沿岸的深海礦物開採即是一例。2015年我與一群研究者造訪巴布亞新幾內亞，我發現電影里那些慘劇就在那裡真實上演，根本不需要跑到外太空，在地球上對於自然資源與土地的開發就已處處皆是。我非常同意斯蒂格勒對人類紀的看法，我們確實需要立即改變。
哈拉維也清楚指出，我們不應過於科技樂觀地相信科技可以拯救我們，也不該過度懷疑科技，覺得一切為時已晚而落入宿命論中，這正是為何她要我們「與憂患共存」，為的是在其中找到可以施力與改變的地方。哈拉維還提出另一種「紀（cene）」，她稱之為「克蘇魯紀（Chthulucene）」，比人類紀更能完整描述這個世紀里人類與非人類不可分割的連結，克蘇魯紀提倡「共生系統（Sympoiesis）」或「共同創造（making-with）」而非「自生系統（Autopoiesis）」或「自主創造（self-making）」，學習在這個已被破壞的地球上共生共死、與憂患共存，終將證明這樣的思考方式能帶來更可永居的未來。
這是克蘇魯紀的一個象徵圖騰，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混雜了多種影響元素，若參照許多原始部族或傳統社會的宇宙論，會發現他們並不區分自然與科技，空氣、土地、水都是一體的，基本上就是一片棲息地，而人是與其他物種共存的其中一員。
左圖是一隻公的克魯蘇蜘蛛，有理論研究認為外太空其實不只由銀河組成，我們也應該將它想像成一張可任意變形與穿越的巨大蜘蛛網，航天學和物質科學近期在這方面都有相關研究。我曾經合作的藝術家托馬斯．薩拉切諾（Tomás Saraceno）自他就讀法蘭克福造型藝術學院（Städelschule）時期就持續關注探索蜘蛛網，至今已經15年了。在到法蘭克福深造之前，薩拉切諾在家鄉阿根廷擔任一名建築師，他曾嘗試做出一個人造的黑寡婦蜘蛛網。
在此之前蜘蛛網從未以3D模型的方式被採集儲存過，藝術家的潛能就在於他們能對尚未存在之事物發問，如同科學家探索事物，幻想、做夢、提出願景。薩拉切諾聯繫了考古學權威的森肯堡研究中心（Senckenberg Research Institute），詢問他們是否能協助他製作黑寡婦蜘蛛網，中心的科學家彼得．傑格（Peter Jaeger）告訴薩拉切諾他們以前沒有做過相關的採集和紀錄，世界上也沒有蜘蛛網的資料庫。 於是他們找上法蘭克福當地醫學大學的附屬醫院，詢問是否可以用核磁共振掃描技術做出蜘蛛網的3D建模，並由此找到製作人造蜘蛛網的方法。
當薩拉切諾去諮詢一些材料科學家時，他們也很驚訝自己竟從沒思考過這方面的問題，日後，薩拉切諾成了第一位受邀進駐麻省理工學院藝術科學科技中心（MIT Center for Art, Science & Technology, CAST）的藝術家。我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期間曾與同事討論過蜘蛛絲在材料創新上的潛力，並思索如何促成薩拉切諾與其他蛛形動物學家、科學家的合作。薩拉切諾特別關注特定幾種群居型蜘蛛，這類蜘蛛佔蜘蛛群體里非常少數，大部分的蜘蛛除了交配的時間之外都是獨居狀態。群居型蜘蛛有能力在別的蜘蛛的網上繼續織網，甚至互相完成對方的網，這點啓發他展開生物聲學上的探索。在製造人造蜘蛛絲時，絲的強度無法用攝影或X光測量，也得透過聲音訊號發送出去回傳回來的波長才能確認強度是否足夠。
薩拉切諾從生物聲學一路展開，探索到跨物種溝通的領域，嘗試做出一個蜘蛛網交響樂隊，這是在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花了七個月時間搭建出來的蜘蛛實驗室，我們還與學校的機械工程系合作，在網上安裝雷射杜普勒儀，用來讀取活體蜘蛛發出的信號，再將這些信號導出，邀請音樂家來跟這些蜘蛛的聲音信號一起即興演出（上圖），人蛛合作的音樂也已在網上發行。展覽過程非常有趣，策展人和展場維護人員都得學著怎麼跟蜘蛛打交道，我們很幸運有森肯堡研究中心的彼得．傑格博士來訓練我們從餵蜘蛛到取絲等技巧，確保蜘蛛在三個月的展期間能夠活著。
我們僅能將薩拉切諾的所有作品視為一段持續進行的研究，藝術、建築、自然科學、工程等領域都影響著他的創作，而他的裝置也經常是由跨領域的團隊製作，借此我想再次強調跨學科的重要性，我們得從自己所處的環境開始推動。
剛播放給大家聽的這段是桔雲斑蛛（Cyrtophora Citricola）的聲音，包括了薩拉切諾與音樂家們一同後制與未後制的元素，背景聽起來有類似鼓聲的是巨蟹蜘蛛（huntsman spider），牠們通常不會待在蜘蛛網里，平時透過這種敲打聲和舞蹈來求偶。
接著我想介紹梁紹基的作品，在中國美院九十週年校慶的論壇上提他的作品別具意義，二十七年前他在萬曼壁掛工作室學習、研究編織，之後他轉向用蠶絲創作，在天台山上生活、養蠶。我非常好奇他是如何想像並且用蠶絲形塑出這些形狀？梁紹基告訴我，他每天就和蠶共處在一個空間里，跟蠶說話、一塊睡覺，正是透過這種「共居」的方式蠶成了他作品的共同創作者。
關於人類紀和後人類的議題，值得談一下法國藝術家皮埃爾．於熱（Pierre Huyghe）的作品。在《Zoodram 4》（2001）這件水族箱作品中，螃蟹住進了於熱做的雕塑；《Untitled Human Mask》（2014）則是他在日本目睹一隻猴子在餐廳內當服務生，深覺詭異又好奇因而創作出的影像。當藝術家與動物合作進行創作，倫理是必然會涉及的問題，尤其人猿和猩猩這樣與人類外型較為相似的動物，經常出現在作品中。
另一個皮埃爾．於熱的傑作是參與2012年文件展的這件作品，作為展品之一的狗一隻前腿被染成粉紅色，象徵著一隻狗身上所佔有的人的成分比例。更近期的是在2017年明斯特雕塑展展出的《After Alife Ahead》，他在廢棄的溜冰場打造出一個歹托邦式的場景，天花板上的窗根據現場傳感器監測到的數據，保括癌細胞的活動等，不時開合。透過這件作品他連結了微觀與巨觀，詰問是誰在主導著世界。
人類紀里的人類不能只考慮將人類作為研究的對象，必須跳脫人本主義才能達到「後人類紀」的境界，關注外部甚至星球層次的問題，例如科學與科技的發展、生態與社會的永續性與全球化下的種種挑戰。這並不意味著「人類」成了一個過時的分類，相反地，我們得要更新對於何謂人的認識，開啓人文研究的新形式。
根據我過去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過的經驗，對機器人的研究不僅停留在開發陪伴機器人。若在網上搜尋「BigDog」項目，你會非常驚訝於你找到的資訊，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機械狗由波士頓機械（Boston Dynamics）研發而來，很明顯它不是為了娛樂用，而是軍事用途，BigDog可以長時間在嚴酷的環境如冰原上移動、攀爬高山等。「Nexi」則是ＭIT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個人機器人小組（Personal Robots Group）小組開發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機器人總是驚艷著我們。
另一方面我認為蕈類也是很值得關注的物種。真菌能夠透過類似根的構造彼此溝通，城市土地下的菌根可以綿延數公里，真菌甚至能在地底下找到彼此、互通有無，生物化學方面都有相關的研究持續關注真菌的課題。李宰潤（Jae Rhim Lee）是我在MIT視覺藝術學程指導的碩士生，她大學讀的是生物化學，她的研究和創作皆以此出發，關注永續發展的生態系。她的作品「終極蘑菇」（Infinity Mushrooms）想要解決的是人死後的遺體分解的問題，人類體內含有超過七十種毒素，當我們過世後不論是土葬或火葬，這些毒素都難以清除。
李宰潤花了數年時間培養能夠分解我們體內毒素的真菌，訓練它們能以人的遺體為養分，並將真菌孢子與棉布衣結合製作成「終極壽衣」，下葬後這些孢子會開始活躍、分解我們的遺體。這個有趣的項目引起廣大關注，她不僅受邀在TED上演講，完成學業後建立起自己的工作室，連美國太空總署（NASA）都很好奇，除了能夠分解遺體這一點之外，蘑菇還能為生活在太空梭里的人提供營養補給，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詭異，但在太空生活本來就是超出一般狀態的情況，因此不能用傳統的思維去理解食物。
曾與我們一同合作薩拉切諾蜘蛛計劃的人類學家伊莉莎白．波維內利（Elizabeth Povinelli），長期投身卡魯賓電影小組（Karrabing Film Collective）的工作。卡魯賓小組是澳大利亞一個草根的原住民媒體小組，電影提供了卡魯賓人一種自我組織的方式，他們發展出一種在地的藝術語言，提供觀眾理解原住民的新入口。我認為他們「以電影為生」呈現出自己的生活面貌是非常有趣的，電影連結了人與土地，反轉原住民在全球化刻板印象中的形象。再傳統的部落社會都活在二十一世紀，偏遠地區的電力等能源也許不是很充足，但並不代表科技沒有進到那些地方，比如他們會使用太陽能板為手機充電。
關照不同形式的知識以及知識的傳遞、生產、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在學術期刊上經過同儕審閱發表的論文，所呈現出的都僅是所謂科學事實的一小部分，我們必須超克這種知識生產上的狹隘。
我們在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剛結束的展覽《The Oceanic》，是一個由奧地利TBA21學院基金會（Thyssen-Bornemisza Art Contemporary, TBA21-Academy）支持的三年項目，期間我每年帶領五位同事搭船在太平洋或甚至更遠的地區，展開為期兩周的探險。我完全不適應海上生活，老是暈船，但充滿可能性的旅程還是讓我難掩興奮。我既非人類學家也不熟悉傳統社會，但我試圖做的是集結不同背景的人成為一個共同體，探索我們都為未曾造訪的地方，超越個人經驗來思考、行動、分享彼此的感受
每趟旅程我邀請不同組的藝術家、攝影師和電影人一同上路。這件皇后的服裝是墨西哥藝術家勞拉．安德森（Laura Anderson Barbata）在第一趟旅程後所做的（上圖），靈感來自於拜訪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 Islands）的體驗，當地人直到最近才不再使用庫拉環（Kula Ring）作以物易物的交換。接著看到的則是澳洲藝術家紐厄爾．哈里（Newell Harry）的作品，他在新西蘭北島馬納瓦圖（Manawatū-Whanganui）工作超過十年，用傳統的材質做印刷（上圖左牆）。
我與勞拉．安德森相識於2000年，她有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在亞馬遜雨林里與兩個亞諾馬米人部落一塊工作。我想邀請像她這樣具有和傳統部族相處經驗的人，加入三年項目，因為像我這樣不熟悉相關領域的人，經常表現得過於政治正確，不願犯錯，但正因如此而犯下最大的錯。保持脆弱、有時犯錯、把自己拋進遊戲中，與那些寬容地接納我們這些外來者的人互動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項目的第二趟旅程我們造訪土阿莫土群島（Tuamotu） — — 法屬波利尼西亞的環狀珊瑚礁島，島名的意譯就是「遙遠之島」，該地儘管在1977年就被宣佈為生物遺產，法國政府依然在當地海面上下進行共193次核子試爆。直到今天，試爆帶來的影響都不被法國政府承認。藝術家阿提夫．阿克因（Atif Akin）持續透過他的創作關注核子問題，2016年我們到達當地，試圖到試爆實際發生的地點方加陶法（Fangataufa）和穆魯羅阿環礁（Mururoa），但皆不得其門而入，只好改往另一個較小的環礁島泰波托（Tepoto），阿克因原先設想在島上做一些訪問，但是要怎麼訪問一個已經無人居住的島呢？所以我們透過無人機航拍島嶼，潛水取樣當地的沙與植被帶回實驗室，另外還做了結合穆魯羅阿環礁和泰波托環礁的島嶼3D建模。
在第一趟旅程和我們一起旅行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藝術家圖爾．戈林富特（Tue Greenfort），非常迷戀立方水母，這種會發光的水母帶有劇毒，一般在夜間出沒。水母這種生物大約出現於五億年前，但人類對水母的認識遠遠比不上牠們存在的歷史。我們試著在展場打造出一個生物圈，請二十五隻日本水母「客座參展」（下圖）。
藝術家亞明．林克（Armin Linke）和我一起參與了總共三趟旅程，記錄下每次彼此分享了什麼、學習到什麼。他做一了一部電影但並非直接來自對旅程的紀錄，因為我們擔心直接呈現那些素材會顯得過於異國情調。林克拜訪德國的基爾亥姆霍茲海洋研究中心（GEOMAR Helmholtz-Zentrum für Ozeanforschung Kiel, GEOMAR），調閱中心的深海影像檔案，一般只有科學家看得那些影像。影像由科學家遙控深海探測機器人下潛到超過2000至5000英尺深的海底拍攝，影片裡出現被攝影機燈光吸引過來的生物有許多都是我們無法辨認種類的，牠們與攝影機的互動也非常有趣。科學家們操縱機器手臂摘取海底的植物、採樣深層海水，在5000英尺深的海底竟然有人體器官的延伸真是一件令人驚艷的事。
林克發現這些科學家其實是傑出的電影人，他們正在創造未來的電影但卻鮮少有人看過這些影像，就這麼存放在研究中心的檔案庫里。這檔展覽有將近一萬人次的觀眾，對中國來說也許不足為奇，但在新加坡這個數字已經相當可觀了，來看展的人通常與家人朋友結伴而來，大家都對這些影像檔案非常好奇。
藝術家/建築師納比爾．阿麥德（Nabil Ahmed）曾在英國金匠學院攻讀法醫學，他發起一個項目小組《 Inter-Pacific Ring Tribunal (INTERPRT)》試圖追蹤在太平洋地區發生的「自然犯罪」，將對自然環境的破壞（ecocide）視為種族滅絕（genocide），如果我們傷害了自然就應當接受國際法庭的調查。
展覽閉幕時，我們邀請基里巴斯共和國的前總統湯．安諾（Anote Tong）出席閉幕對談，他的國家因為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正面臨消失的危機，科學界雖然談論他們的處境但卻未獲，相關書籍也出版了但依然無效，他認為能夠讓問題被看見的正是藝術，「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他向藝術家們發出訊息，也許你會說何不建一座人工島來解決這些問題，最後我想以湯．安諾的話作結：「我們世代居住在海上，我們不願逃離。請我們直面危機，用科技克服。請加入我們，並肩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