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8年11月22日
地點：中國美術學院南山校區報告廳
編譯：李佳霖
校對：盧睿洋
我很榮幸受邀參與第三屆網絡社會年會，並擔任本場專題的開場講者。我是克里斯·朱利安（Chris Julien），荷蘭阿姆斯特丹泛荷學社（Waag）的研究總監，我的主題是「都市糾纏」（Urban Entanglements），我將從三個層面展開這個題目：首先是泛荷學社「公共研究（public research）」的方法論，接著討論幾位哲學家關於都市裝置（apparatus）、智慧器官的思想，最後介紹幾個我們過去的公民科學案例，以及不同類型的合作實踐。
首先請讓我簡短介紹我的組織。據我所知，在中國或歐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個類似泛荷學社的組織，明年（2019年）泛荷學社就將邁入第25年。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組織，我們結合科學、科技與藝術，特別是變革社會的新興技術，並以公平、開放和包容的價值觀，推動我們的每一項計劃，試圖促使人們成為積極的公民。學社約有60名人員，同時與歐洲各地的草根團體、機構合作，也和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的項目合作，例如dyne.org和丹尼斯·羅伊歐（Denis Roio）個人的「Decode Project」 。25年前，學社本著「黑客-創客（hacker-maker）文化」的精神成立，草創成員保括黑客、藝術家、行動者，當時的精神到今天都持續影響著我們，吸引了各領域的研究者與注重實踐的創客一同工作，我們「從做中學」，而非單純的反思。
創新圖式
我想從一個源自20世紀的創新圖式（innovation schema）出發，來談談我們的工作如何從中發展，我認為這個圖式是理解知識生產、科技與社會關係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市場、政策（或國家）、科學（或學術）三者構成了傳統的創新範式，在此，創新是一個連鎖活動，從基礎的學術研究開始，接著透過產業研究、初創公司等訂出產品價值、進入市場，最後則是政府制定出相應的框架和規範。借著製造就業機會、產品創新，以及與分享財富的下滲效應（trickle-down effect），這套價值化的形式應當能帶來社會效益，但我們經常看到社會本身在這個圖式中局限的角色，缺少社會創新、缺乏直接將研究成果在社會層面價值化。傳統上，科研和政策群體都把社會當作他們的實踐的延伸，他們經常會說市民科學是由上而下的，比如動員市民去計算星星的數量、參與DNA分析的遊戲等群眾活動，他們從政策角度而言總是期望社會參與，但也總離不開政策或學術的框架。
近年出現了一些複雜或「麻煩」的問題，涉及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移民等等。人們越發意識到市場導向的創新圖示無法適當地處理這些難題。漸漸地，愈來愈多科學行動者和政策推動者開始尋求社會行動者的參與，這個情況在歐洲尤其明顯，一般以設計導向的方法或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的模式來連結學院、政策和社會這幾方。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科學長卡洛琳·納威仰（Caroline Nevejan）曾經這麼說：
人們如何一同經歷、回顧事件並共享決策制訂的權限，在某種程度上定義了這座城市。複數的、包容的設計能塑造出這樣的過程，正因如此，設計在今天的城市中扮演了一個新的重要角色。
學社在研究方法論上也提取這種以開放、協作式設計介入社會的概念，讓我們的研究不在學術脈絡而在社會脈絡中產生，並定位為「公共研究」。這一路徑試圖將創新的潮流重新導向「從社會出發」而非「從市場出發」，激起不同的行動者與更多元的實踐，我們相信這樣做會比市場導向的創新有更愉快、更靈活的產出。我認為在美院的談這個話題特別需要指出，我們與其他各方行動者是互相協作的，我們認為藝術創造對於科學實踐也是很根本的，前者是後者的補充。
當我們重新想像都市網絡可能的連接時，不僅要從工具的層面也要從文化、甚至從一種生活經驗的角度去理解科技，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若我們將藝術研究與實踐置於基礎，那麼後續相關的研究發展將會更能嵌入到脈絡之中，捲動更大範圍的社會因子，並試圖為我們遇到的都市問題帶來改變，比如打造無碳社會、更包容的社會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從科學或政府向社會的推力，我們看到其中關係的反轉，推力轉換為「拉力」。來自社會實踐的因素實際上起到了制定政策的作用，或者說政府不再那麼自上而下地框定，而是助力那些來自社會的實踐。政府的政策從演繹式的框定轉變成歸納式的助力，相當於一種參數化的治理方式，也就是說，政府不說「行/不行」，而是給出一定的帶寬，歡迎大家參與其中。
這就導向了我們對研究的定義：出於與學術或產業研究不同的動機，我們認為各式各樣的因素都需要被囊括進來。我們將學社的工作定位為公共研究，它提出一個研究領域，讓知識生產囊括那些只有通過社會才能融入創新的適當規模與因素。有別於市場和國家，公共研究（當然它也包含著市場和國家的因素）將創新理解成科技與社會領域互相連動的改變過程。這個改變以關懷（matters of concern）驅動而非以學術研究、科研團體看重的事實（matters of fact）或產業研究看重的利益（matters of interest）驅動，因此知識生產經由社會重新定向，興起一種特經公共領域的知識生產類型。
我們知道科技不是中立的，因此科技的創新 — — 包括創造和採納 — — 必須由市民共同組織。與學術研究社群或市場驗證的做法不同，我們以社會為研究的社群。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採取高度跨領域的方法，要根據人們的關懷的脈絡來建立研究社群，每個研究實踐都有其特定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架構。倫理問題而非科學問題常常是我們的起點，需要的不是客觀的框架而是文化的框架，提煉成果時不大依靠同行評審，而是著眼於社會關切度。由此可見，公共研究與學院研究或產業研究是不同的知識生產類型。
所以說這是一種包容性的研究實踐，它源自社會。我想概括一下學社發展出的幾套公共研究方法。首先是「作為設計師的用戶」，用戶或市民應該參與到設計之中，甚至在問題被提出之前，就要以社群為出發點。用戶並非等少數設計師創作完之後去測評一下產品就夠了。第二個方法是「智慧市民」，這涉及到公民科學，它從公民而非科學家的問題出發；同時也包括政策制定，在地社群的草根式、自下而上的參與決定著地方政策。「共同運動」（commoning）對我們而言也是一個重要觀念，我們關注集會協商的協作方式，它能在當地帶來包容性的組織。「DIY」（do it yourself，自己乾）的創客文化和「DIT」（do it together，一起乾）的共造方式也是我們的方法。DIY是60年代興起的激動人心的實踐，近年來又復蘇了。但如果依然採取這種個人主義的態度，我們就走不遠，「想要快就自己走，想要遠就一起走」。所以我認為DIT是更加關鍵與核心的方法論。經典的「公民科學」也是一部分，還有「藝術-科學」的合作，未來我們以及更多的行動者將繼續增加枝葉。這些方法針對每一個項目，將前述創建研究社群的必要性納入考量，包括關懷的定義、作為前提的倫理問題、架構出一個以文化定義的認識論體系。因此知識生產總是處在文化脈絡中，意識到這一點，知識生產就不再是向外抓取，而是建構我們自身。
都市糾纏
為了更貼近城市的情形來講述我們的工作，特別是在「智慧都市網絡」的脈絡下，我想借著幾位相關的理論家來討論裝置（apparatus）的概念，包括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dispositif」（譯為「裝置/部署」）去「拆解」智慧都市網絡，並在此基礎上加入本傑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以及凱倫·布萊德（Karen Barad）的思考，去理解公共研究可以如何介入網絡並構建出我們今天所說的「智慧器官」。
為了不僅將都市網絡理解成一種物質性的、「智能」網絡，而是理解為物質與社會關係的綜合體，我們也許得留意福柯的部署概念 — — 堆棧（stack）這個當代概念的基礎。福柯在1977年的一場訪談中對這個概念的定義被吉奧喬·阿甘本（Georgio Agamben）紀錄在《什麼是裝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一文中（2016）：
一個包含了話語、機構、建築形式、規章制度、法律、行政措施、科學陳述、哲學的道德的與慈善的命題的徹底異質的組合… 裝置本身就是在這些元素間建立起來的網絡。
如果將智慧城網理解成一種部署，那麼作為實踐者，我們的能動性就在於介入這些迷宮般的結構的可能性，甚至去改變這個網絡的特性。當然這是非常技術性、科學性的問題：在城市的物質性現實中，如何找到針對這個複雜的綜合體的施力點，從而去改變其平衡與動力關係？另一句福柯的名言闡述了這項挑戰的難度：
與過去不同的是，在18世紀，規訓跨越了「技術的」門檻。首先是醫院，接著是學校，再後來是工作坊… 都變成了裝置，以至於在它們裡面任何客體化的機制都可以被當成控制的工具。
我們都知道，當今的「巨構」（megastructure）網絡以前所未有的細密的粒狀反饋迴路分布在日常生活中，客體化技術與控制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因而變得更加緊密，似乎更加削弱了那些與技術網格相抗衡的「自由實踐」發生的可能，而都市主體正是建立在「自由實踐」之上，它既包括社會層面，也包括個體的特殊性和社群的在地性的層面。
如果我們假定主體與裝置可以互相構成，那麼問題就變成了，同時從這些特殊性-在地性和總體上智慧都市網絡的現況這兩方面來看，我們能夠透過智慧器官來設計或激活什麼樣的主體-構成。
基於福柯的概念，本傑明·布拉頓在他的巨作《堆棧》（The Stack）中清楚詳盡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在書中描繪了治理（governmentality）在數位時代變動的本質。
對我們來說，機器如何形象地描繪了政治不再重要，「政治」如何在實體上就是那套機器系統才重要… 國家運作有了新方法或者治理需要動用一套新技術不危險，技術即將吸納了國家功能與治理工作才危險。
我認為比起在歐洲脈絡下的蘇聯，這個情況在今天中國的脈絡下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堆棧》特別有趣的部分是布拉頓將軟件和介面視作一種更加有彈性的創造主體的方式，他讓我們關注用戶因軟件和介面而產生的主體化，這是當代城市更有彈性、可翻轉的特質，也就是現在說的「可編程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裡，裝置的「決策」和時間性變得實時且便攜。布拉頓進一步寫到：
在任何網格上，都市網絡的可翻轉介面都能生產出一個持久的用戶主體，因為它本質上也是一個潛在的捕捉和控制技術… 拿軟件來說，配合著特定硬件和一組相應的需要採取的動作，一個程序的設計同時激發並設置了用戶的能動性。
因此，不只是我們觀看世界、理解自身的方式，就連我們在這個世界里主動行動的可能性都愈來愈被科技所定義。有趣的是，布拉頓提出的可翻轉性（reversibility）概念，它意味著每項科技中都含有偶然性，因此科技總是需要迭代和干預。
接下來要談談唐納·哈拉維，這位和藹又充滿遠見的思想家曾經在〈賽伯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里這麼說：
科技並非中立。我們身在我們所造之物中，物也在我們之中。我們活在一個連結的世界 — — 做了什麼和廢了什麼皆至關重要。
福柯所說的在機構、主體、客體與我們之間互動互構的網絡，以及布拉頓提出的數位時代的要害，都在哈拉維這裡變得更加鮮活而無序。自〈賽伯格宣言〉起，她不斷將我們拽入裝置中，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讓我們對自己搭起的連結負責任。哈拉維提出的這種糾纏關係，對於理解制約著「智慧器官」發展並使其發揮影響力的「組織（tissue）生態」相當重要。事實上，她認為一個後設的位置 — — 跳出社會去觀看社會、觀看我們的器官 — — 是不存在的，我們總是已經屬於這些器官，而我們生產並與之互動的方式則是一個倫理問題。
最後我要提到偉大的哲學家凱倫·布萊德，她是一位量子物理學家，後來轉向科學哲學與性別研究。對我而言，她在物理現實的本質與測量的本質之間，貢獻了非常基礎性的洞見，促成了範式轉移。基於福柯和布拉頓所勾畫的裝置問題，可以導出這個問題：在這個巨大的科技網格中，我們要向何處尋找自我連接（連接我們自己的觀念、觀點）的空間，而不是被都市裝置所決定？根據布萊德的說法，正是透過測量的行為，透過作為測量的裝置（measurement qua apparatuses），我們建構了現實並決定出可能的主體位置。她說我們可以從作為單純的執行機器的裝置轉移到作為測量工具的裝置。用她的話說：
「裝置是關懷的不/可能性的物質條件，它們決定了什麼是重要的以及什麼不在關懷的範圍內。裝置使能動的切分（agential cuts）得以可能：在現象中製造出「實體」的確定邊界和屬性。」 — 凱倫·布萊德《途中遇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2007）
因此 — — 回到泛荷學社的實踐 — — 研究必定變成一種倫理實踐，因為在研究中，我們總是做出或不做這種能動的切分，我們決定著什麼是可測量的、什麼是可知的，由此導出一進步的科技發展。所以我首先把智能城市、智慧都市網絡、智慧器官都看做測量裝置，它們生產某種主體、知識與物理現實。一旦我們接受了，任何測量都共同建構了我們所研究的現象，我們開發的裝置就成了一個倫理問題，因為它連接著主體-構成、物質性的糾纏與知識。
這些思考對我們偏實踐及社會參與的工作來說，是相當哲學的路徑，但我認為熟悉這樣抽象的反思非常重要，它能讓我們意識到創造智慧器官的可能性，意識到干預與連接那些未曾出現過的事物的可能性，並且瞭解我們一同行動、建構、觀看世界的方式之間微妙的相互影響，以及我們在這些過程中使用的科技。
智慧器官
接下來我會談幾個泛荷學社的例子，來具體說明這些思考。其中包括我們通常以五年到十年執行的、完成度較高的項目，以及比較當代偏實驗性的項目。其中一個超過十年的項目是「市民科學」，談到智慧市民，「創造感官」（Making Sensing）是我們在歐洲語境下的一個大型計劃。
它試圖創造社會化的方式去測量環境因子、空氣品質，讓市民變得能意識到周遭環境的狀況，並且因為自己參與了監測活動而開始改變習慣，這張圖片是我們開發的過程圖。
值得留意的是，在定義任何科技或參數之前，我們首先做的是社區營造，監測工作是後來才開始的。項目涉及到幾種特定的知覺，我們跟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合作開啓了一個計劃，部門長官是科技長和民意調查官。我們發現環境噪音是這個城市中最大的健康殺手之一，所以過去五、六年間我們思考如何用自己開發的硬體（基於創客工廠）來測量，召集市民一起找出最好的安裝測量裝置的方式，然後請市民根據自己的體驗來校准測量機器。
例如我們發現一定音量以上、持續長時間的聲音會擾民，但峰值噪音，像是摩托車經過時的聲音，讓市民更加不適。市民自我瞭解的過程、對聲音的反應以及用客觀的測量工具來驗證這些反應的方式，都是非常在地化的，並且創造出對都市居住的不同理解，以及地方政府與市民之間新的對話模式，市民運用客觀的測量工具後能夠更冷靜地面對噪音、污染等問題。測量不僅是客觀的，也包括主觀的驗證。生活經驗與機器測量兩者結合，讓市民與政府在一起管控噪音時有了不同的對話方式。
如同我稍早提過的，「從社區出發」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還想向大家介紹我們的「共造導航」（Co-creation navigator），這個工具匯集了我們過去幾年所有的共造和DIT實踐，它也是一個開放平台，因此也納入了很多其他機構的方法案例。我想這個工具正說明瞭，我們必須謹慎並有耐心地去凝聚社區社群、創造相互溝通、創造面向研究與實踐的共享方法論，像是監測環境、製造各種硬體、瞭解我們手中的硬體。實踐證明，這個工具是非常有益的，在著力於社區與科技發展時，我們需要理解這項工作的必定帶有「縫隙」（seam）與「摩擦」（friction）。人們通常會提出「無摩擦/無障礙」的科技發展觀，但我們認為摩擦、不和是工作中非常珍貴的層面，摩擦產生了信任與關係，而這些正是我們要靠這個方法去找到的東西。
談到比較實驗性的方面，「Gene.coop」（基因合作社）是我們的以藝術介入出發的項目。藝術家與駐泛荷學社的研究員一起做了一個裝置，邀請展覽參觀者吐口水到一個管子里，最後匯成了一個蓄唾液池。這聽起來有點惡心，但其實非常有趣。現在有愈來愈多企業像是「23 and me」建立巨大的私有基因資料庫，收集人類基因素材如同資料的終極形式，這個裝置正是對於此ㄧ現象的評論。
我們已經預見未來問題重重，包括人類基因和更大範圍的自然界都會被數據化。「Gene.coop」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個合作的架構，參與成員可以捐出自己的基因碼給合作社，並且簽署智能合約，決定自己的基因可以被用在什麼樣的研究上，免費提供或得到多少報酬，以此形成一個社會分享式的基因資料庫，同時也是現今資料庫發展的另一種可能。
最後，我想簡短介紹我們明年（2019）即將在阿姆斯特丹科學園區（Amsterdam Science Park）新設的實驗室「社會人工智能實驗室」（AI for Society Lab）。這個實驗室觸及了很多我稍早談過的議題，泛荷學社並非神經數學和演算法方面的專家，但我們最擅長的其實是從不同的角度應用這些技術。在這個實驗室，我們將偏差（bias）理解成文化，而非在建制資料庫時急於排除的設計漏洞，我們試圖理解，各種文化與種族都需要反映在資料庫的設計上，因為我們從現實中將資料庫切分出來的方式就是一種測量行為，所以整體來說我們也在創造某種現實。
此外，透過跟藝術家的合作，我們能明確地產出與文化相關的資料庫以及人工智能系統，借此將信任從審計問題轉化成人際信任和文化信任。我信任設計資料庫的人嗎？由資料庫訓練出來的演算法對我來說合用嗎？所以，我們所想象的未來人工智能可能會是一個聯合式（federative）結構，不同的人工智能分別為我們處理不同的任務。我們認為，信任人工智能並非只有硬性的審計一條路，也有更軟性的文化上、人際上的信任問題。
以上是我的演講內容，謝謝各位。
